知识分子在城市国家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但在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前面，仍表现出无力为未来作出抉择。

在一系列危机中，人们可能把它们当作成长的危机，而实际上它们是成熟的标志，知识分子把许多革新的机会轻易错过，而是去适应社会结构和知识风尚，并在其中逐渐停顿下来。

大学社团组织的起源，正如其他职业的社团组织那样，常常很难弄清楚。

它们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了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

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

我们并不全然知道，我们所举的例子是否确实是最早的事例。

这是不足为奇的。

各大学在它们出现的城市里，由于它们成员的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令其他势力感到不安的力量的表现。

它们在有时与教会势力，有时与世俗势力开展的斗争中，获得了自主权。

反对教会势力

首先是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

大学成员是教士，地方上的主教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部属。

教学从属于教会。

学校的领导人，即大主教，早就把这方面的事务委托给一个下属，

13世纪一般称为&ldo;校董&rdo;（scholastic），而今逐渐更多地叫&ldo;总监&rdo;。

他是不情愿放弃他的权威的。

但在这一权威不再有绝对威力的地区，在修道院占有强大的教育地位的地区，教会势力再次成为大学社团组织的反对者。

文化毕竟是信仰的问题，主教坚持要对文化进行控制。

1213年在巴黎，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即授课准许证的特权。

这一权力转移到大学教师手中。

1219年，在托钵修会的教士进入大学之际，大学总监试图反对这一权力上的更换。

结果他失去了他最后一点权力。

从1301年起，他甚至不再是学校行政上的领导。

在1229到1231年的大罢课期间，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权。

在牛津，居住在120英里外的林肯大主教，越过他的大学总监，主掌学校行政，而奥瑟尼修道院院长和圣弗里茨瓦德修道院副院长只是担任名誉职位。

但不久这位总监被大学所接受，他由大学选举，成为大学的而不是主教的中间人。

波伦亚的情况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