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问题是物质性的。

它们造成了深远的后果。

首先一个问题是：怎样生活？一旦知识分子不再是由自己的团体关心的修士，他就必须自己设法解决生活费用。

在城市里，食宿、衣着和装备问题都令人操心，书籍是昂贵的。

从现在起，大学生活越长，费用就越大。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教师或者靠工资，或者靠领地的收益；学生或者靠助学金，或者靠教会薪俸。

工资可以有两种形式：教师可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酬金，或者从世俗权力机关方面得到报酬。

助学金可以是私人赞助者的赠予，或是经由公共机构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提供的资助。

在这些解决办法后面，有着不同的责任。

第一个基本选择是工资收入与领地收入之间的选择。

在前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感觉自己像个工匠，像个生产劳动者。

在后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靠他的职业，而是他能够从事这项职业为生，因为他是领年金者。

由此决定他的整个社会经济地位：他是劳动者呢？还是特权阶层的一员？

在这第一个选择中，体现出另一种虽然程度有限，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意义。

作为工资收入者的知识分子，在学生们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他可以是商人；在地方当局或封建王侯给他工资的情况下，他可以是官员；而当他依靠赞助者的捐款生活时，他就是某种类型的仆役。

知识分子在依靠教会薪俸生活的情况下，同他担任的特殊角色相联系，能够得到一份领地，这使他成为一名专业化的教士；或者他能够继承一份领地，这就已经把他同另一种牧师角色，即教区神甫或修道院神甫联系在一起。

随之他变成了在担任教会职务外偶而为之的知识分子。

从12世纪以来，人们部分地根据地区和时代的条件，部分地根据个人的处境和心态而作出抉择。

但仍可以确定总的趋势。

教师们倾向于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

这一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有不依赖世俗势力，即不依赖地方当局、封建王侯、教会以及资助者的长处。

这样的解决方法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最能适应城市发展的惯例，他们觉得自己就属于城市。

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与学说，就像手工工匠出售自己的生产成品。

他们为这样的做法提供了许多辩解的理由，它们表现在许多方面。

主要的辩解理由是，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有报酬。

忏悔神父的手册确认了这一点：&ldo;作为工作与辛劳的代价，教师可以接受学生们（llecta）的金钱。

&rdo;大学成员们经常向人提起，1382年帕多瓦大学的法学博士们是怎样公告于世的：&ldo;依照我们的观点，劳动者不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报酬是不理智的。

因此我们宣布，凡以学校名义接受一名学生参加自己的讲解答疑的博士，应该从这名学生那里得到三磅啤酒和四瓶葡萄酒，或一枚杜卡特金币，作为对他工作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