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世纪数目众多的教师和大学生是世俗教徒。

尽管如此，他们也向教会索要领地，这就给中世纪和大革命前旧社会制度时代的教会造成了一个巨大负担：教会收入与采邑分配给了世俗教徒。

此外，在每个学校中心分给一个教师特殊领地的做法，很快显示出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教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通常的领地，这增添了教会的另一个苦恼：神甫们没有固定任职地点。

最后，教会的态度加剧了那些通过教学寻找非宗教性任务的人的困难，尤其是民法与医学。

它们经常被迫处在非法的境况之中，因为首先是学习法律的热潮虽然中止了，但这一领域仍不断受到教会高层人士的攻击。

罗吉尔&iddot;培根对此解释说：&ldo;在民法中一切都具有世俗性质。

谁投身于这样一门粗俗的艺术，谁也就脱离了教会。

&rdo;由于民法无法正式在大学中出现，一系列负有强有力地推动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命，但却丝毫没有直接的宗教性质的专业，在今后几个世纪之久就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冲突

一个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震动了各大学的严重危机，揭开了知识分子处境的两重性，以及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不满。

这涉及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斗争，涉及世俗化教士对来自新的托钵修会的教师在大学里占有越来越多席位的强烈抵抗。

实际上，多米尼克修会的教士从一开始，就试图打入大学；修会创始人的本来宗旨‐‐布道和同异端邪说进行斗争‐‐促使他们努力从知识上扎扎实实地武装自己。

弗朗切斯各修会的教士们很快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规模不差上下的是修会内部也有一些人影响日益增长，使修会至少在某些方面脱离弗朗切斯各的立场。

圣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对科学出名的，他认为科学与知识是守贫、禁欲和与穷人的兄弟情谊的障碍。

起先教团的修士们受到热烈欢迎。

1220年，教皇贺诺琉斯三世称赞了巴黎的大学，因为它吸收多米尼克修会教士参加到它的教学工作中来。

然后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巴黎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252－129o年间，尤其在1252－1259年间，1265－1271年间和1282－1290年间。

牛津大学受同样问题的侵扰要稍晚一点，在1303－1320年间和1350－1360年间。

这方面最尖锐和最典型的冲突，1252－1259年间发生在巴黎。

在圣亚茂的威廉的事仲中，冲突达到了顶峰。

尽管事情错综复杂，却颇有启发意义。

有五个方面的人参与了这一事件：托钵修会和它属下的巴黎的大学教师们，大学的大部分世俗化教师，罗马教廷，法国国王，和大学生们。

在斗争的高潮阶段，非僧侣教师、圣亚茂的威廉，在一本题为《新时代的危险》的小册子里，公开对教团兄弟们展开猛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