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同一个机构范围内，有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

我的论著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充分的，不过近25年来的研究工作可以在这里帮助作出卓有成效的补正。

是的，学会讲授的大学课程不同于13世纪没有单独的教学楼的大学的课程；是的，不再有占支配地位的学说，如亚里士多德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学说（当然，这比起新托马斯主义的经院哲学历史图表所作的描绘简略而不全面）；是的，&ldo;理性&rdo;在中世纪终结时具有与其全盛期不同的形式。

是的，曾经有过大学的危机，它构成了14世纪和15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

就像这个总的危机一样，大学的危机在1348年黑死病蔓延之前，在13世纪到14世纪的过渡时期，早在1270年至1277年期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显然是巴黎大主教斯特凡&iddot;坦比尔信仰问题判决的后果。

是的，确实不错，作为例证，迷惑了中世纪末期社会的信仰新模式&ldo;近代神学&rdo;（devotio

oderna）的一名重要信徒，德文特一个富商的儿子格哈德&iddot;艾鲁特，于1374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学术成功后，回到亚尔嫩附近的一个卡特蒙斯修道院，并表明对大学的强烈敌意。

根据他的看法，科学只是无用的东西、贪欲的工具和灵魂的堕落。

只有信仰与简朴的生活才带来拯救。

是的，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类型‐‐人文主义者，出现了，他们试图取代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往往战胜后者。

但有一个因素，我们如今慢慢地认识得更清楚了，却也造成了混乱，那就是有些并不否认他们的成长基础的大学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文主义者，热尔森与库萨的尼古拉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不仅如此。

大学世界在地理上的扩展，在没有打破其本身框架的情况下，改变大学的景观。

新的大学出现在日耳曼的国土上（维也纳大学，1383年；爱尔福特大学，1379－1392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维尔茨堡大学，1402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等等），出现有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1347年），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1364－1400年），而苏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各地大学的繁荣也就不用说了。

新的大学是按照波伦亚大学或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建的，以院系或&ldo;民族&rdo;为体制，以教师和大学生为两个主要部分，等等。

但它们常常同城市、国家、宗教保持着新的联系（布拉格大学的胡斯运动，克拉科夫大学的改变立陶宛人信仰的运动，帕多瓦大学的阿威罗伊主义，等等）。

虽然古典的经院哲学日趋僵化，尤其是神学和教会的控制通过审查制度使得许多院系缺乏生气，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此。

在某些著作，主要是波兰的讨论克拉科夫大学的著作光芒的映照下，晚期的经院哲学显得要比记载的有活力和创造性，并具有较高的水平。

上大学的人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即使在一些规模大的老牌大学情况也是如此。

此外，雅克&iddot;维尔格的出色研究工作也清除了这方面的偏见。

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冲突必须重新加以界说。

在印刷术的传播过程中，大学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所认为的更为重要。

更多数量的原始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研究大学与社会的联系。

在这一方面，有多篇关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极富教益的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