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许是我错了？我老了？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

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

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

沟不是坏东西，有山有水就有沟，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

别做暴君式的父辈，让儿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们曾经做那样可怜的儿女已经做得够够的了）。

此文开头说的那位二十一岁的朋友‐‐我们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欢唱什么歌呢？有机会我要问问他。

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

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

《以前的事》　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二十一岁那年（1）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

当然，决不为此骄傲。

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

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

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

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

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

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ldo;午饭吃了没？&rdo;我说：&ldo;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rdo;她笑了笑。

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

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

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

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

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

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十号有六个床位。

我是六床。

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

&ldo;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rdo;五床说，&ldo;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rdo;三床就说：&ldo;得了嘿你有完没完！

死死死，数你悲观。

&rdo;四床是个老头，说：&ldo;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

&rdo;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ldo;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

&rdo;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