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动笔于一九九六年，初版于一九九八年。动笔的时候我还没有使用电脑，就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教工宿舍里头，我每天趴在一张淡黄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圆珠笔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记得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圆珠笔，它已经面目全非，浑身缠满了胶带，很脏，像我远征的兄弟。我似乎动了感情，因为我已经决定买电脑了。我把我的圆珠笔放进了抽屉，再也没有摸过它。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幅顽固的画面，那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城市。这个画面当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桥上，我的面前是开阔的城市纵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荡荡的屋顶上洒满了阳光。这是一个梦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对“大全景”从来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后的统计结果”。我只相信局部，因为我们只能在局部里面生存。换句话说，只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构成存在。当我走进九十年代初期某一个城市的“局部”的时候，那是怎样一幅躁动、混乱、汗流浃背同时又人声鼎沸的场景！九十年代初期，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的内心有数不清的搅拌车、起重机，还有迷宫一样的脚手架——它们塞满了我们的城市。我们在摩拳擦掌。为了什么？其实还没有想好。我们只是拼了老命地对自己大声疾呼：做点什么，赶快做点什么！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天才就开始启示：快来不及了。多么的迫切，多么的忧郁。 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描绘那个时代。然而我并没有把自己手里的笔放下来。是亲爱的阿尔贝·加缪帮助了我。他对我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听打听去。 事情变得简单起来了。打听并描绘九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是我这本书的原始动机。打听的结果非常不好，我打听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尽头，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电，手电照亮了一面镜子，镜子里面恰好是我。太紧张了。 当然，稍有常识的读者不可能认为这本书写的就是我，我和书中的人物没有半点关系。书里的人物、事件、场景都是虚拟的。可是，我为什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