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外国的大众文化不能作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标准。

但是有一点儿可以作为我们的标准，即西方是怎样在大众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保持住精英文化的孤岛或灯塔，使它在任何风浪的冲击下不被吞没，依然立在那儿，依然闪亮。

其实，民主制相对专制是好东西，但民主制一旦实现了，民主制的操作与运行就变得非常平庸，也有点儿大众文化的俗劲儿。

你说政客拉选票就什么人的手都要握，尽量保持微笑的面部表情，这与大众文化中的明星的那种媚术，没有根本的区别。

西方人之所以有了自由。

有了民主之后还在不断地自我批判，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精英，精英们可以用自由的尺度。

宗教的尺度、良知的尺度为社会提供批判的标准。

西方人那种批判的深度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的批判首先针对的是自己，他借助于东方文化中的某些资源也是为了自我批判。

他是把自己放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该批判的不光是别人，自己也是这该批判的一部分。

而不像中国知识精英，批判时把自己搞得干干净净、通体透明。

美国人的钱和制度特别坚定地支撑着美国的灵魂美国的头脑，多数原则只在选举时在社会的公益时管用，但涉及到言论、精神、创造性，美国的制度坚决捍卫少数人的权利。

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由和宽容的质量，不在于它倾听多数的声音，保障多数的利益，而在于它倾听少数的声音，保障少数的权利。

就是说，西方在大众与精英之间有一种健康的生态平衡。

人家的基金会，可以为一个学者写一本书，给上十年的钱。

这十年这个学者可以卸掉身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专注于研究。

中国呢？有钱人只把钱投在有利可图的大众文化上。

中国大众文化是病态的，因为没有可以平衡它的精英文化。

没有文化上的生态平衡。

加上中国的精英没有自尊，在大众文化和权力面前都没有。

而且，在中国，精英要想有自尊，首先不是对大众文化保持自尊，而是首先你对权力保持自尊，没有对权力保持的自尊，对大众文化保持的自尊纯属变相炒作，最后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同时自己也变成大众文化。

王朔：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最大的无耻还不是与大众文化同流合污，而是一旦有了背景，说起话来就板着脸训人。

好像理想在天堂在上帝那儿就不对了，在他手中才对，他就是理想的化身。

在我的经验中，比较多的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特别是面对社会的时候。

老侠：有一次，你说，这些学院派博士们对你的评论，感觉上他们根本无法进入你的写作和生活，对你的生活经验他们一无所知，在这种无知状态中，他们进入不了你的那种语言，那种想象的空间，甚至进入不了真正地击中你的要害的状态，也就是他们批判你时连他们自己都不真相信他们是在反对什么。

坚守什么。

他们最根本的毛病出在无所坚守，因而也就无的放矢。

除了知识分子的虚荣受到挑战后的愤怒是真实的之外，每个字都是可疑的。

但学院派也挺怪诞，他们批判你时把你作为一个写痞子小说的痞子作家，但他们想在中国找到后现代的经验证据时，又把你归入后现代的行列，后现代可是当时最时髦的学问，在西方也是文化批判的新锐，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王守、王岳川、张颐武这些在当时言必称后的教授、博士，居然就把你作为后现代在中国的代表作家了。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这个事件？

王朔：对小说评论，我一直认为与写小说完全不同。

评论家是借评小说说他自己。

从文坛上的功利的角度讲，评论涉及到一个作家。

特别是刚冒出来的作家的成名与地位。

比如说中国作家以前的成名，都是发了一篇有点儿影响的东西，发这作品的刊物要召开研讨会，请批评家参加并评论，然后再弄一篇作家本人的自述，一块发在刊物上，这就算成功了。

从功利的角度讲，批评家对作家是重要的，他们的肯定与否定。

争论与辩驳决定着一个作家在一定的时间内成不成为一个焦点或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