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仍然有这种腔调，它所传达的就是居高临下，俯视众生。

那时还有一种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土语，主要是所谓的山药蛋子语言。

但是文革后的陕北作家似乎已经不再用了。

还有孙犁的那种所谓的清纯的语言，实际上是美文传统，只红了一阵，就被泛政治化的语言吞没了。

新时期的一大批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的作品就是这种泛政治化语言的延续，只不过多了刘白羽式的抒情和美文。

《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右派作家如日中天，加上他们受过苦，就觉得我们有资格向大众向社会宣布真理。

后来呢，大家发现这种语言不行了，语言便开始了分化。

像你的那种口语，寻根派的那种美文，张承志的那种抒情加美文。

从八十年代获奖的作品看，要么是右派作家的真理训词，要么是美文。

钟阿城的三王走的就是美文的路数。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美文从古代开始就在根子上有问题。

这种美文把语言变成一种虚飘的东西，可以把人世的苦难、内心的挣扎全部抹平，等于是用一朵玫瑰装饰伤口，当然这玫瑰可能很漂亮，但不是长在土里的玫瑰，而是人工培植的专门用来装饰伤口、丑陋的玫瑰。

这种虚饰的作用与泛政治化语言的大抒情是同一种东西。

周作人的小品文可以把他当了汉jian，受到全民族的唾骂之时内心挣扎抹得天衣无fèng，好像他一直在游山玩水，溜鸟赏月。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以及孙犁的文字，都属此类。

这种中国式的美文也可以与日本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那种美文相对比。

日本人是有一种文字传统，唯美主义的物之哀，但这种唯美主义的文字底下的那种东西极为惨烈而狰狞，特别是三岛的《金阁寺》，敏锐细腻的文字都透出那么尖锐的锋芒，人与世界的难以交流，对美的仇恨，对死的渴望。

再看阿城等人的东西，他们的美文表现的是那种老庄式的超脱人格。

有一个女作家的语言是例外，就是湖南的残雪，怪、冷，语言中有种冷彻骨头的怪笑。

她的人物都是心理上特别阴暗的那种。

她的作品呢，受卡夫卡影响，她经常写点关于卡夫卡的东西，一九八五年吧，她的第一个中篇《苍老的浮云》在《中国》上发表，这之前曾在北京作为手抄本流传。

我觉得她是得了点卡夫卡真传的作家。

王朔：我看她最近写一些东西还是那样的，写一个火车上的事，荒诞的、怪异的。

我觉得每一个成了名的作家，总要有一二样真东西，它不是瞎蒙的。

我看过的这些出了名的作家，就是觉得柯云路是瞎蒙事的，没写过什么太高的东西，后来他就写报告文学了，在传统的老古董中云山雾罩的，其实什么也没有。

剩下的作家，大部分都有一二下子，我觉得说哪个作家有多么好也说不上。

你说他有的作品好，大部分作品不是总那么好，还说得过去。

大部分写家呢，我都觉得他或她的成名作好一点儿，后来越写就越水了。

实际上，我觉得成名作之后的水是普遍现象，他个人缺少一种动力或内在的力量。

这是瞎猜了，很难说的。

你觉得张承志那种语言是哪一路的？他也很强调美文。

老侠：张承志等一批知青作家的语言，是那种美又加大抒情的东西，杨朔、刘白羽、贺敬之等人留下的痕迹在他们的作品中特别明显。

他们的这种文字和他们想用这种文字表达的，实际上与王蒙等右派作家是同一套路数，即粉饰苦难，黄土地的浪漫情怀，像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包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么把知青和农村生活浪漫化，甚至柔情化，知青的生活多么淳朴，人民的怀抱多么宽厚温暖，青年人的志向多么纯洁高尚。

要么是回城后的失落，在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不知所措，不知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