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潘吉星对样品纤维的宏观结构，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甚至通过用肉眼观察，仍作出了如下技术判断:（1）样品不是任何纤维的纺织品，因其表面没有纺织品所特有的成股纤维之纵横交织的规则经纬纹，而同墓出土的丝绢和麻布虽已腐烂，却仍明显可见其成股纤维的规则经纬交织;（2）样品的植物纤维是分散的纤维，作密集的不规则交织，不见有同向排列现象。

通过高倍显微镜分析可以初步判断，样品中的植物纤维不是单纯一种，而是由一种以上的植物纤维组成，或者是以某一种植物纤维为主，而杂以别的植物纤维。

既然样品为纤维组成，又排除其为纺织物，那么，按照潘吉星的推断，样品的属性只有两种可能:它或者是纤维堆积物，或者是纸。

但就潘吉星在象岗古墓所看到的纤维堆积物而言，它与纸状物同出于西耳室内，不过纤维堆积物放在平板玻璃铜牌饰上，而不是与铜匝在一起。

通过对这些纤维堆积物的标本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纤维堆积物是丝绢残迹和动物质毛类，较厚，多作单向排列，没有层次，与纸状物样品呈现分散的纤维有明显不同之处。

除此之外，潘吉星还在该墓内看到堆放在一起的粗麻绳，这些麻绳虽已被水泡烂，仍可见其明显的绳纹，而不是分散的麻纤维，与同墓内的纸状物也不相同。

由此可见，象岗古墓出土的纸状物由植物分散的纤维组成，作密集的不规则异向排列交织，有若干层叠压在一起，可逐步逐层揭开。

它既非纺织品，亦非纤维堆积物或仟何其他自然纤维构成物，但却与纸的表面有同样的纤维物理结构。

因此，潘吉星把它判断为早期的植物纤维纸。

这类纸与1957年西安溺桥出土的西汉纸有不少相同处，属于同一个技术等级。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造纸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由中常侍蔡伦发明，这个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学界所公认。

但是，到1957年时，考古学家在陕酉酉安骊桥的一座古墓里发现了西汉古纸，其制造时间比蔡伦造纸说提前了100多年，这说明纸的出现应在东汉之前就已存在。

1974年在甘肃居延也发掘出西汉时代的麻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太白乡又发现西汉古纸。

这些考古发掘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纸，证明了蔡伦的发明是在这些早期纸的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

据专家考证，中国南方虽然至少在晋代已经能造纸，但与中国南方毗邻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腊等地，_直至宋、元、明时代尚不会制纸。

而东南亚的李泥、爪哇、满刺加到郑和时代尚不用纸。

由此可见，中国纸是沿陆路而非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至于造纸法何时传人印度，学界尚有争论。

但巧世纪郑和下西洋时，随行的马欢在榜葛刺（孟加拉）已经看到当地用树皮制成的白纸，光滑细腻，&ldo;如鹿皮一般了&rdo;。

溺桥纸出土于西北，象岗纸发掘于岭南，两者类似，又属一个时期&lso;，因保存条件不同，象岗纸受到地下水的长期浸泡而使强度大减，纤维细胞组织遭到破坏，但它与镶桥纸一样不容置疑。

浓桥纸和象岗纸同属汉武帝时期，它们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明的，也可能是通过技术传递，一方受另一方的影响而完成的。

到底哪一种更具历史的真实，这除了需要对它们继续进行技术分析以外，当然还要了解汉武帝在位前后中央政权与南越赵氏地方政权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当时的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流情况，才能予以辨明。

就在象岗纸出土不久，考古人员又在一件铜伞柄饰旁和一个铜压之内，先后发现了两枚上有&ldo;帝印&rdo;字样的封泥。

这两枚封泥的出土，再次为考古人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ldo;帝印&rdo;当指皇帝之印，这种直书&ldo;帝印&rdo;的封泥，在此之前的中国考古史上从未发现过。

按常规推断，封泥是缄封随葬品的信物，此墓中发现&ldo;帝印&rdo;的缄封，说明墓中的主人曾僧号称帝，而部分随葬品也是这位称帝的墓主生前亲自缄封的。

那么，这位潜号称帝的人到底是赵佗还是赵昧呢?

第五章

秦汉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