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

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

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当时有“两镇之重”

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

到了绍兴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

，献上“驭将三策”

。

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

。

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

上书高宗，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到了绍兴八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

，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

高宗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

从高宗皇帝对大臣们的回复看，在绍兴十一年中所发生的“释兵权”

事件，很早就已经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时间表内。

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愿，当首相的当然要积极贯彻落实，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

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从这个角度看，罢免张俊、韩世中和岳飞等三人的兵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问题在于，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么合适吗？

毫无疑问，宋朝是中国在古时的一个巅峰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之前的汉唐盛世比不上，后来的明清两朝更是大大不如。

诚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兴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来对世界的开放和包容的延续和结果；但是，宋朝孱弱的军事力量与她那超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国家的税赋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

又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宋朝与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比较，其差距相当于如今的美国与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说明宋朝军队的强大，比如在西夏战场的胜利，等等；只不过，身形庞大的美国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处处挨打受气。

无论怎样解释，都摆脱不了弱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