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的经济不如宋国，但辽国有广阔的疆域，养马场比比皆是；宋国苦于养马之地使军队的战马捉襟见肘。

华夏大地上3个出产良马的地方河西、北地、河套都不在宋朝国土上，宋国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只能是纸上谈兵。

后来王安石改革马政，反而让北宋的马越来越少；如果把王安石改革马政用一句话精典的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从集团化的国有大规模饲养到分散的农民小规模饲养。

用二十一世纪的时髦词句讲就是国营企业私有化。

鼓励民户养马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时期曹彬的儿子曹玮任知秦州时便试办了农户养马以补官方牧马的不足。

而之后的王旦、丁度、宋祁、叶清臣、李中师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废牧马监养马于民的建议，改革马政是当务之急；也算呼应了长久以来对朝廷改革的呼声。

根据熙宁八年官方的统计数据，农民养马的成本是每匹花费12.6缗钱。

这个数据不仅和叶清臣提出的牧马监每马耗资500缗区别巨大，而且比朝廷向西北少数民族购买价25缗也节约了近一半钱。

至于民间农户养马的素质如何，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能否保障宋军骑兵驰骋沙场，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牧马监产出的马素质同样低下，而且农户养马在存活率方面肯定远胜国有马；靠民间养马节省下的钱足够使朝廷向西北少数民族兄弟挥舞钞票购马了。

宋神宗新法期间的大宋王朝加大了与西北少数民族兄弟马匹的交易量，并确立了以茶换马的茶马交易制。

宋廷在原、渭、德顺军三处设投买马场——后改置熙、河、岷、通远军、宁河寨、永宁寨六场买马，每年向西北买马量都维持在两万匹左右；年耗茶20000驮，极大支撑了宋廷频繁的军事活动。

还有一笔巨大的经济帐没算上，那就是宋廷将原来国有牧马监占有的良田都租给农民；这些广阔的良田成了国家新的一笔经济收入；仅元丰三年（1080）一年，废监租钱遂至百十六万缗。

至于下级酷吏以此为名目逼迫盘剥养马农户等新法必然弊病，在巨大的经济帐面前倒显得微不足道了；保马法基本是达到了王安石理财强兵的两大基本目的。

神宗皇帝逝世后旧党卷土重来，废新法第一就是保马法；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王安石昔日的死党章淳都叫嚷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

。

保马法和其它新法的命运可想而之。

在旧党的反扑下，宋廷又开始在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地设置牧马监，经此折腾；原有国有化牧监的弊病只能是重上加重。

在此之后，北宋朝廷都是在新旧国策中反复；宋哲宗又在绍述三年罢设各路牧马监推行给地牧马法，如此反复的结果是国有、民间养马两样都不靠谱了。

宋徽宗赵佶当上皇帝后各路给出一张各地牧马监牧马数据，竟然为可怜的1800匹；其中河北西路就占1400匹，其他诸路数量都很微小；堂堂一个河东路仅为9匹。

徽宗时代马力有一定恢复，但是新旧之争依然激烈；大观四年宋廷罢给田牧马法，政和二年再度恢复；宣和二年又再一次罢设；并将各地牧监的九万匹马大部分给了童贯的西北军，而所收牧场也不再出租给农民；大多改建成了各种高档别墅和度假村，供皇帝及各地官员玩乐。

等到金人入侵的时候，整个富庶的大宋帝国真的没有马了；金军逼近开封宋廷遂尽括京内外马匹加上在京骑军之马，竟然还不到20000匹；全数交给宦官梁方平所率之军去黄河阻击金人，还是大败而归。

这一切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郑爽自然心知肚明，而真宗一朝辽国优胜就胜在马政上。

辽国的铁林军一旦出击，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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