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光绪帝下达的新政诏令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

（到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ldo;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

&rdo;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

当时全国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沼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实。

其实，湖南新政的启动比百日维新还要早几年。

这一变革求新的尝试局处一隅，意义却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舆论等方方面面，从矿业、工商业到金融业，都有新的创举。

这样的大手笔，在晚清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处可以与湖南相比。

近代史家张朋园的《湖南早期的现代化》对此评价极高。

也许后世的人们知道陈三立其人大抵是因为他的旧诗，确实，他后半生以诗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职之前的陈三立却是一个新人物，一个文采风流、推动新政的翩翩佳公子，与成仁取义的谭嗣同齐名。

正是他辅佐其父陈宝箴将湖南新政搞得生气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础。

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

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ldo;百日维新&rdo;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

史家张朋园对湖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当时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了一定高度。

可惜一切努力都在一夜之间生生被折断了。

张元济1937年为陈三立写的挽诗中有两句：&ldo;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

&rdo;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

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

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ldo;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