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评点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ldo;元老之才&rdo;，&ldo;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rdo;，&ldo;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rdo;（1911年12月1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ldo;（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

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rdo;还有一句：&ldo;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rdo;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ldo;自许&rdo;。

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

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

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

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黄兴。

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

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

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ldo;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rdo;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ldo;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

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

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

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

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

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

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

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

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rdo;。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ldo;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

&rdo;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

他的回答是：&ldo;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rdo;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

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

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ldo;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rdo;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

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

挚友于右任于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ldo;才、学、识&rdo;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

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

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ldo;前朝名妓的洗脸水&rdo;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ldo;三十功名尘与土&rdo;的壮怀激烈、于谦的&ldo;石灰吟&rdo;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ldo;好山色&rdo;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

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年3月20日，3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