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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书宋人陈简斋《临江仙》词赠故乡好友胡乐丰,词中有“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25]或即是其本人心境的写照。
1960年底,台北的中广公司请胡适谈过去五十年,他谢绝说:“我不能随便谈的。
过去四十九年来,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五十年来的事情是不容易谈的。”
这是公开的言论。
在私下,胡适的悲观还更盛。
他在同月11日致张佛泉的信中说:“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销了,毁灭了。”
[26]其失望的心情是明显的。
[27]
为什么胡适的很多努力,到头来都好像一场空梦呢?这个问题,还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立身行事的风格去理解。
二
胡适作为开拓者的遗憾,部分因为他处在一个新旧中西杂处交错的时代,他自己也是一个由传统的士蜕变出的第一代现代知识人。
而胡适又惯于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所以,他论学论政的文章讲话,是在对中外老少新旧各种人“说法”
,但别人却未必知道他具体的言论是对哪一具体的听众说法。
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而且,胡适自己说过,他身上有着“中国的我”
和“西洋廿世纪的我”
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
同时存在。
[28]在小至家庭爱情和大至民族国家走向这样一些问题上,究竟是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犹疑踌躇吧。
被视为“西化派”
代表的胡适,到底是一位激烈反传统的世界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义关怀的人物?这两种有着明显反差的胡适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传统的形象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当命运真的把胡适推向“世界公民”
的定位时,不仅他所向往的“世界”
(即西方)并不真诚地想接纳他,他自己在世界主义面具下潜藏的民族主义真情也就暴露无遗——他在安身立命的大关节处仍是中国的,他也并不真要做世界公民。
再加上胡适不仅向往特立独行,又好与各方面周旋。
他那过人的“修养”
工夫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