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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次专业的最后确定,部分是受女友韦莲司的影响。
那天他显然和韦女士有严肃的细谈,第二天胡适即给韦女士去信,感谢她在关键时刻像舵手一样矫正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只有她能做到这一点。
他在信中承认,本已意识到自己骛外太甚,正拟纠正,结果那年初的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搅乱了”
。
胡适再次表示决心按女士所说的去做。
也就是头一天两人相约的,“各专心致志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于有成。”
[30]欲为国人导师,是典型的“作圣”
观念;但限于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又是“率性”
了。
胡适此时仍存“作圣”
之想,但已在往“率性”
方向移动。
而且,专心致志于自己所择之业上并能有成,是在“率性”
的方向上“作圣”
,鱼与熊掌俱得的取向已被胡适逐渐“系统化”
了。
不过胡适并不能完全做到专心于自己所择之业。
他后来借以“暴得大名”
的文学改良(革命)论,就是他没能屏绝的许多事中的一件。
观其后来,可以说胡适的职业取舍虽然已有,心里仍是终生徘徊未定。
他对自己究竟“在搞些什么”
,晚年也说“还不知道”
。
他每劝年轻人择业要依自己的兴趣,却又常鼓励人选学理科而不要学文科,[31]可知仍游移于“率性”
和“作圣”
之间。
在胡适有意识的层面,他随时都在注意自己博而不精的弊病;但在其无意识的层面,实际上仍偏于往博大一面发展。
这既因为胡适天生有点反叛精神,专精一门可能觉得太受限制,即他所说的“无有生趣”
;同时,胡适聪明而胆大,在新领域容易有突破,所以常常开了风气就转向新的方面,就像他读书爱转学一样。
这种在求学上既要专精又要顾及“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