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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已在考虑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的收受问题,识见确高于时人。
但他在“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
的时候,却可以置祖国目下是否即亡于不问,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
约略同时陈独秀因痛疾而倡言“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
;章士钊提出“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
;一向主张推动长远之社会教育的梁启超也说:“虽国亡后,而社会教育犹不可以已。
亡而存之,舍此无道也。”
[44]胡适见此文,觉“其言甚与吾意合”
。
因为梁也在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
更与胡适意思接近的,是梁也在考虑国亡之后的存国之道。
那时回国不久的留美学生许肇南给胡适写信说:“在理,以吾国现在人心社会,若不亡国,亦非天理。”
许氏据因果相寻之理以为,中国人“造孽太久”
而不易解脱,“欲扬眉吐气,为强国之民”
,要在好几代人之后了。
现在只有像曾国藩所说,“不问收获,且问耕耘”
,尽自己责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
。
这些观念,后来胡适都爱挂在口上。
他在几天之后,即已发展出所谓“活马做死马医”
的观点。
胡适也认为,中国当时国事败坏已达“不可收拾”
的程度,小修小补已不能收效。
必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
。
这里的“死灰复燃”
,即是把中国视为已亡。
胡适的理由是,对活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结果是“终于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