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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史本“不分家”
,曾为法王路易九世作传的勒高夫就认为,传记比其他史学手段更能产生“真实效果”
,故“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
。
史家“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
对史料进行“剪接”
,实即“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
,从而展现“真实”
。
[3]且文笔的感人,往往以生活为基础,并因经历的可分享而使读者生“同情”
。
若叙事本以能“仿生”
而生动感人,便无所谓文学与史学。
历史叙述的生动,或即以史学的思想逻辑为后盾,通过表述的严谨而展现。
然而传记确实不容易写,勒高夫便视历史传记为“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
。
[4]若写已成“人物”
之人,又比一般传记更难。
按梁启超的界定,所谓“真人物”
,必“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
。
这类人的“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
;其“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
。
[5]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了历史的“人物”
——我们现在日常表述皆用所谓“白话文”
,这一几千年的巨变,便与胡适有着不可分的关联。
不仅如此,子贡早就说过,君子之过,就像“日月之食”
,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众多领域,足见其在近代影响的广泛。
从他二十多岁“暴得大名”
开始,胡适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
他完全符合梁启超界定的“真人物”
,亦即子贡所说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