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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跟随母亲的生活,给胡适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先生”
的身份认同,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以及超乎寻常的细心谨慎。
其共同之处,在于均表现出一种“超我”
对“本我”
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小“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
。
[36]小胡适的修养功夫,是远超过其同龄人的。
后天伦理作用特别强是胡适一生行事的主流,但为人要“率其性”
的父训,也不时要起作用。
除了“做人的训练”
,胡适自称,他与母亲在一起的九年生活中,“只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37]但这一点底子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
胡适在绩溪上庄得以接受这种略带特殊待遇的传统教育,在塑造特定身份认同之时也奠定了那时已较难得的一点“国学”
基础。
胡适后来的读书经历证明,这点比许多同龄人略高一筹的旧学基础对他是大有裨益的。
绩溪上庄的未得风气之先,在不少人看来或者是一个“落后”
的因素,对于小胡适的成长甚至于其一生的成功,后来证明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胡适的家乡教育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变化。
他九岁时,偶然在四叔家里的旧纸堆中捡到一本破旧的《第五才子》(即《水浒传》),“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
从此开始广觅小说阅读,几年间已读了三十多部。
由于这些小说中许多都是白话,胡适“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
四叔介如公是胡家少数几个专事读书的人之一,他是胡适的发蒙老师,又是家乡的“绅董”
,后来还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
[38]这样一个士人,家中的旧纸堆中竟然有破旧的《水浒传》,正是晚明以来通俗文化中的小说、戏剧走入上层社会,有些士人将其与上层文化相提并论这一风气演变的例证。
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其易求可见。”
[39]论者或把胡适看通俗小说归入不够“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