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诸贤在攻击传统之时常以小脚小老婆为标帜，亦多类此。

但民初的新旧中西纠葛和错位也实在太复杂。

社会地位本来不高的小老婆在成为革命对象后，居然也曾起过间接打击新派并刺激其进行“反击”

的作用。

赛珍珠（pearlbuck）观察到一战后许多援法中国劳工娶回了法国白种妻子，有的已婚劳工实际娶的是小老婆。

这些法国女子后因中国情形远不如其丈夫所描述而纷纷回国，但未受多少教育的劳工终可自夸曾娶过白种妻子，这就大大毁损了白人在中国的声望。

这与梁启超等说西洋文明也出了问题恰好同时，因而也就进一步刺激了新派对旧派（已包括一些老的新派）的进攻意识。

而且，新文化诸人在安身立命之处是颇为传统的，其激烈反传统部分也是为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所鼓励，遵循一种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脉相传下来的“取法乎上，欲得其中”

的故意激进取向（说详第一章）。

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思路与此如出一辙。

陈在论及社会进化的惰性作用时说：“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

如一开始只主张五分，结果只能得二分五，中国社会进化就白受二分五的损失。

鲁迅也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这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胡适后来自述其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

，是因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

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

。

中国人只有去“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

；而“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

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

。

[50]“走极端”

而加以“拼命”

，反起传统来怎能不激进。

新文化人从传统中找到反传统的思想资源这一事实提示了他们与传统的若即若离。

总的来说，新文化人属于因近代科举制废除和新学堂建立这样的社会变化而造成的新兴知识人社群。

他们的观念与传统的士有同有异。

前面已提到，他们大体上认同于士的社会角色，或者说继承了士的社会责任。

但有一个大的区别，士要直接参政，而知识人则倾向于“讲学复议政”

，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

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

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51]这是身历从士到知识人过渡的当事人对两者间区别的最佳表述。

结果，民初的知识人虽然有意识要起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都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