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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年那几篇关于文字的考据文章,就是调和汉宋的产物。
其所用的方法,他自己以为也颇受益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西方实证史学。
所以,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做的考据,但胡适喜欢的却是宋儒中较近人情并能做哲学性诠释的朱熹,他不得不在二者间有所“调和”
,然其贡献又远不止于“调和”
汉宋。
他不仅能在具体方面掌握借鉴价值已经“估定”
的西方治学方法,同时对汉学、宋学和《马氏文通》都不止是中国传统治学所谓的“有所法而后能”
,而几乎是一开始就“有所变而后大”
了。
这是胡适一生治学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孔恩在论述科学典范的转移时,曾说到专业训练不深的新入门者有时往往容易起到“开来”
的作用,正因其训练不深而约束较少也。
[34]这就很适合胡适的情形。
胡适从小所受的“国学”
训练,虽然比上海新学堂的同辈人要多,但终不系统,在一些基本训练上不免有所不足。
这也是他不能认同“太注重功力”
的汉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一开始就往求变的路子上走。
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在其开始努力“调和”
汉宋时,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
他自己也说,1914年以前治学颇靠“大胆臆测”
。
胡适因一开始就求变,没有经过“有所法而后能”
的阶段,许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
他到北大后虽然努力恶补,更一生以“小心求证”
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谨和缓”
四字诀补之,但遇到关节处,仍有打不通之时。
这大约就是他后来不得不时常转换治学方向的一个原因了。
胡适既然搞考据,小学又是弱项,所以在这方面指责胡适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强调胡适与汉学的关系,有意无意中是虑及此点的。
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来,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借写审查报告之机,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