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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像所有的新典范一样,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
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
。
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又进入常态研究了。
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典范理论,则胡适所开风气也不是全无“流弊”
,有的新问题其实也就在其开启的治学门径之中。
胡适在1932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
但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恰不够虚心(这里是用其本义),有先入之见。
胡适还没动手整理国故,已先认定“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
。
这个结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应在整理之后得出,而不应是作为预设。
胡适自己考据的一大缺点,就在进化论观念太强。
如在留学时批驳《说文》,每以“初民不能作此种哲学语也”
“初民不能有此种思想也”
论证之。
但胡又何以知初民能有何种思想观念呢?这只是需要证明的“大胆假设”
,尚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
[44]
后来胡适驳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也爱说“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
,“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
等,虽偶有说对的,然实多是待证的先入之见。
所以柳诒徵说胡适的史论,“诬古而武断”
,又“强词夺理”
,[45]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胡适既然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
自我标榜的,当然也不能在每一点上都毫无漏洞。
柳氏所说的“诬古而武断”
,在胡适那里或正是出新意而大刀阔斧而已。
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