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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对胡适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
赫胥黎的影响主要是在消极一面的“怀疑”
;在积极一方面,杜威教他如何求证,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一套方法。
所以贾祖麟以为,实验主义对胡适来说不过是怀疑的方法论,是对理性怀疑的必要甚或必须的补充而已。
胡适特别声明,他的哲学史著作是受杜威思想的指导,这是不错的。
胡适在哥大只修了杜威两门课,一是“社会政治哲学”
,一是“论理学之宗派”
。
这两方面,都是胡适最受直接影响之处。
前者是胡适一生努力实行者(详后),后者直接启发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基本结构。
余英时师特别注意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定古代并没有什么“名家”
,因为每一家都有他们的“名学”
,即“为学的方法”
;后来他更把这一观念扩大到全部中国哲学史。
这就是杜威“论理学之宗派”
一课的“洋为中用”
了。
[54]由此看来,胡适1935年关于赫、杜二人影响他最大的说法是成立的。
但是,怀疑也好,求证也好,不都是中国的考据也要讲究的吗?在胡适接触赫胥黎之前很久,他就已从父亲的遗教中领会了宋儒“学则须疑”
的精神。
疑了就要考,就要证,要证就要有据,这都是清代考证学所强调的。
胡适在还不太熟悉清儒考据著作时,在1915年夏天曾讨论了“证”
与“据”
的差别。
他说:“据也,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也。”
而“证者,根据事实,根据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结论(演绎),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归纳),是证也。
吾国旧论理,但有据而无证。
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虽在欧美,亦为近代新产儿”
。
结论是“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
。
[55]这正是他在发愤读杜威著作之时,这里的科学方法,除“根据法理”
来证一条大约是新事物外,余皆清儒已用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