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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问题与主义”
论争时,后来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
这一边的。
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
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
。
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
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
恽氏已认识到“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
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
[59]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
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
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
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不能不说是受了激进趋势的影响与外在环境的逼迫。
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通常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
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胡一边。
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
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
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由于激进大趋势的驱动,五四以后中国出现老师向学生靠拢的历史现象,这一点后文还要讨论。
以胡适写文章从读者角度出发的取向,即使他并不有意追随学生,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他们的影响。
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影响很可能也是使胡适无意中走向激进的一个因素。
而且,胡适既然要想启蒙学生,总不免要从批评现状开始,也就是说先要做破坏性的工作。
余英时师已指出,近世中国士人把传统和现代一切为二,在思想上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之观念”
。
[60]因为与传统决裂正是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后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潮(西方人重视传统的作用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了),其思想基础就是对理性的高度崇尚。
既然是理性为尊,传统自然没有多少价值。
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一开始无一不带有反抗既存权威的性质,均是在与社会既存权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故对传统都感觉到不同程度的压力。
从文艺复兴的再造文明到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兴盛时的再造民族国家(nation-buildg),都是面向未来,都要和传统进行不同程度的决裂。
文艺复兴本是一种民族主义倾向的运动(如使用民族语言等),故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认同,尚不与传统进行根本决裂(在这里传统是多元的,要决裂的是大帝国的传统,要认同的是大帝国中民族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则讲究阶级的认同,无意再造国家而是要再造世界,所以干脆与传统进行彻底的决裂。
[61]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一文的副标题“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