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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既然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就产生出后来的种种不如人之处了。
所以胡适后来也不得不说“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
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是“活路”
,钻故纸堆是“死路”
。
胡适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陈源的意见,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
。
这又牵涉到胡适在选择学业上一贯的“率性”
与“作圣”
之间的紧张了。
但这肯定不完全是他的真意。
因为他晚年就支持唐德刚先生不要改行学理工科,而坚持学出路不甚好的历史。
所以他此时劝人离开故纸堆显然有“外国传教士”
的心态在起作用。
陈源说得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呢”
?[14]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
,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
应该说的话。
“超我”
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尤其对胡适这样好名的人是如此。
同时,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
既然整理国故已多成负面的“破坏”
工作,胡适就像辛亥革命者钟荣光一样,把学西方搞现代化的“建设”
工作让给下一代,而自己来承担破坏的事业。
中国的“建设事业”
就此又下移一代了。
不过,胡适的“本我”
也时时在与其“超我”
冲突。
他既要做“传教士”
,也不忘争取“学术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