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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余英时师借助孔恩的典范理论,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胡适对清代考证学这一典范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就是“一个全新的典范”
。
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
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
因为在民初那个时期,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实无人能过之。
在分析胡适的学术影响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进而言之,在承旧创新配合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同时代尤无人能过之。
这也是必须记住的。
余先生指出:
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
。
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
作用(狭义的“典范”
)。
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
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
(noralresearch)。
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
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
(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
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重大的“变异”
现象(anoaly),而渐为原有的典范所不能容纳。
对于这种变异——即意外的新事实——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调整典范以求适应。
但是最后变异太大,已非调整典范所能济事,那就到了新典范建立的时刻了。
新典范的建立便表示这门学术发生了“革命”
性的变化。
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
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