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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已有点愧疚感之时,恰又遇到好几个洋人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人应尽的“社会的良心”
之责任。
1921年6月,胡适与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sqdealey)交谈。
狄雷很不赞成当时中国的分权趋势,并告诉他:“中国今日所需的是一个‘国家的有力政府’”
。
狄氏尤其“很责备我们留学生不作领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运动”
。
狄雷的话在同一时候也得到杜威的支持。
杜威在1921年6月30日北京为其送行的大会上盛赞中国读书人趋新不守旧,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希望有活动的能力,实行的精神”
。
如无后者,前者也无用。
杜威特别以好政府和好教育的互为因果为例,指出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理论上永远解决不了。
“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
两个月后,胡适到上海,那里的名记者、美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索克思(eekolsky)在家中招待他吃饭。
胡适记载他们的会谈道:索克思“很有才干,对中国很热心。
他颇责备中国的智识阶级,其实不错”
。
[14]洋人都在责备中国读书人,而胡适也有了同感,这又是他谈政治的动力之一。
可以看出,胡适谈政治,决不是什么不得已。
这里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
但胡适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
不论是自认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人,他对国是都不能不关怀,而且他确实也一直在关怀。
胡适本来就有“议政”
的愿望,而自我压抑已久,后来已到“忍不住了”
的地步,当然也就干脆谈起来了。
不过,胡适最初的谈政治,是因朋友陈独秀被捕,不得不接办陈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
由于来得较突然,他最初所谈的政治,还是偏于思想一面,他自己起初并不视为“政论”
。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问题与主义”
的争论。
二问题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