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

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

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

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

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

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

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

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

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

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

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

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ldo;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你们不能闹。

&rdo;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

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

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ldo;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rdo;（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

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

正是在胡适的家里，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里的罗家伦。

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

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

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ldo;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rdo;，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