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今我却深感困惑：因为这个小谎言一直没有被揭穿，所以她就觉得自己可以抛出一个更大的谎言吗?

我借口说头痛，想躺一会儿，然后尽快离开了厨房。

为了我的孩子，也为了让自己心安，我必须集中精力好好地思考一下。

不过，我必须抛开丈夫的身份。

这个身份会让我感情用事，阻碍我做出明智合理的判断。

我要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思考。

如果我的法庭上有一个被告人被指控绑架，而且检方还出示了证据，就跟现在对艾莉森不利的证据一样，那情况会如何发展?假设这是一次法官庭审，即被告人放弃了要求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直接由身为法官的我来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那么这样一场庭审会有怎样的结果?

检方证人1号：来自蒙特梭利小学的帕姆女士，这是一位像奶奶般和蔼可信的人，而且没有撒谎的动机。

在艾莉森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帕姆女士认出了她。

这跟陌生证人的指证不同，因为帕姆女士很熟悉艾莉森，而且她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要辨别开车来学校接孩子的人。

她甚至还清楚地说出了棒球帽、墨镜等穿着细节。

检方证人2号：一个小男孩儿，虽然年纪太小，证词可信度较低，但是他也指认了自己的母亲就是开车的人。

在盘问中，他承认自己在车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盯着电视屏幕看了，不过他依然觉得是母亲在开车。

检方证物1号：一段监控录像，拍到了一辆被告人拥有的汽车。

在帕姆女士所说的时间点，孩子们上了这辆车。

同时，录像还显示司机是一个很像艾莉森的女人。

检方证物2号：由被告手机向被绑架孩子的父亲发送的短信。

第一条短信说她会去接孩子。

另一条短信说让父亲回家，从而阻止了他继续追踪一个嫌疑人。

对了，被告辩护律师应该会在审前动议中提出将短信从证物中排除，因为没有证据能表明这些短信确实来自被告人的手机。

而检方则会反对说，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些短信不是来自被告人的手机。

因此，不论是哪位法官，都会准许检方使用证物2号，同时给被告人机会来证明自己没有发送那些短信。

在证明这一点上，被告人的表现似乎非常可信。

然而，被告人的其他证词有颇为可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