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

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

托洛茨基说：&ldo;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我。

&rdo;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

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认为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一声，丢下他未讲完的课程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ldo;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rdo;

博古思索了很久，他承认王明比他成熟。

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这位新任的中山大学的校长只有26岁。

米夫，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却不是学者，他的办学作风、办学经验没法眼拉狄克相比。

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语流畅的青年学生接触，他很少说笑，用一脸严峻，使人莫测高深。

在米夫当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

此时，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政治观点正确，他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教授免职，而代之以党性虽强却又不学无术的人来当教员，后来的中国名词叫&ldo;只红不专&rdo;。

博古以他的热情奔放和聪明干练赢得了米夫的喜爱，但王明却以他的&ldo;成熟&rdo;赢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

米夫便偕同他的最信赖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那时，博古和同学们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休养胜地特拉索夫卡度署假。

米夫和王明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宾馆里向同学们报告中国之行。

他们的报告给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逗留了三个多月，取得了政治资本，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用他所占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谈，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毛泽东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剥夺了他的表决权，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书记。

米夫和王明的带有倾向性的传达，在留苏的学生中留下了毛泽东无足轻重的效应，这种情况，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中得到了证实，他说：&ldo;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

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的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过去了解过的。

&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