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当人们习惯地向仆人打听首长的情绪时，汉斯&iddot;容格向我们（我和约翰娜&iddot;沃尔夫）透露，今晚的茶会不请女士参加。

希特勒让阿伯特&iddot;鲍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

当我进一步向阿尔贝特&iddot;鲍曼询问此事时，他很尴尬地承认，首长生我的气了并且不想请女士们参加茶会。

下午我必须到希特勒处进行口授打字。

我设法向他道歉，但希特勒却打断我的话说：&ldo;为此你无需道歉。

&rdo;后来，约翰娜，沃尔夫想在他那儿调解一下此事，他却不满地回答说，&ldo;他觉得我们在他身边感到无聊，他不想让我们为他来牺牲这些晚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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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他的眼中再也没有我。

在旅途中，我们在餐车上要么围坐在一张桌旁，要么坐在邻近的桌子旁边。

由于他不理我，我根本就不到餐车去进餐，而是让人把饭送到我的包厢里。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阿尔贝特&iddot;鲍曼找到我对我说：&ldo;施罗德，首长问你为什么不到餐车去。

&rdo;我错误以为这是一种请求、一个和解的姿态，于是我便来到餐车，心想一切都重归于好了，然而首长还是不理我。

这下我彻底的病倒了，此后我离开了大本营一段时间，疗养去了。

在我不在期间，那时刚刚结过婚的达拉代替我的工作。

此外，又招聘了一名营养师冯&iddot;艾克斯纳女士，茶会又恢复了。

我疗养归来后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茶会，坐在希特勒的右手，冯&iddot;艾克斯纳女士的左手。

像以往那样，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问候，继而又问了我的境况，此后整个晚上就再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才原谅了我的失礼。

1943年，在前线日趋吃紧时，他计划于9月赴索帕罗什耶一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最前线去并且要我同行。

抵达后的当天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战士们下达的坚守阵地的命令。

这时，他才第一次又与我谈起了一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还是在1944年3月份。

由于息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我到加施泰因疗养浴场去疗养，在此期间，为祝贺我的生日，他让人给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并附上他的亲笔贺辞。

贺辞写在印着希特勒签名和带有烫金国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种殊荣，通常像戈培尔夫人、戈林夫人、特罗斯特夫人和维尼弗雷德&iddot;瓦格纳和受他宠爱的人才享有这种荣誉。

我当时非常激动，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我向上帝发誓，决不再吸烟。

看来，这封信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贝格霍夫的那段时间里，晚上坐在壁炉旁聊天时，这封信曾多次成为他谈话的题材。

在加施泰因疗养地结束疗养之后，我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绍夫斯维森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里休息了一段时间，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这才算最后结束了疗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