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断地有新书出版，并且书中经常引用佐勒书中的内容，鲍姆加滕教授的这一分析促使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我在希特勒周围度过的岁月，着手对包括其它著作中出现的谎言和歪曲进行澄清。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决定，以我在被拘留期间做的速记笔记和佐勒书中我的一些章节作为素材，不需要历史学家和记者的任何帮助来撰写我的报告。

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我就想认识一下巴伐利亚。

我出生在德国的中部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的22年。

人们都说，巴伐利亚情况完全不同。

就这样我于1930年春天来到了慕尼黑并开始寻找工作。

慕尼黑的经济状况，事先我并不了解。

所以，当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岗位寥寥无几，而且薪水标准也最低时，不禁大吃一惊。

失业工人已逼近700万大关，在慕尼黑当时这种甚为不利的状况十分引人注目。

开始我拒绝了别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较好一点的工作。

但是不久我的处境就变得令人担忧，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积蓄日见减少。

在来巴伐利亚以前，我本来在纳戈尔德一位律师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为跳板才来到了巴伐利亚，由于我是自愿弃职的，所以无权要求失业补助金。

有一天，用代号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则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广告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对此做出反应时，万万没有料到，我以此开始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最大冒险，它的影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掉。

经人介绍，一个叫作&ldo;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rdo;的陌生组织把我请到了席林大街。

这条大街当时十分荒凉，大街的两侧商店寥寥无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全国指导处便设在这条大街50号一栋背阴的大楼里，冲锋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第四层的阁楼里。

希特勒后来的摄影师海因里希&iddot;霍夫曼从前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制作出了他那些怪诞的照片。

在带有大斜面的窗户、曾作过摄影室的房间里，坐着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iddot;普费弗尔&iddot;冯&iddot;扎洛蒙和他的参谋长奥托&iddot;瓦格纳博士。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绍去的87个求职者中的最后一个。

我既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又对政治不感兴趣，阿道夫&iddot;希特勒对我来讲是陌生的。

然而最后我却被选中了，也许是因为我虽然才22岁，但已经有过几年干速记打字员的经历，并且有优良的成绩证书。

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几次速记打字比赛中曾获得的一等奖的证书。

阁楼里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气氛。

身材高大、挺拔，酷似军官模样的男人们川流不息。

在他们中间巴伐利亚人为数不多，与在楼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其它部门工作的人员相比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

我感到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人们像一支精锐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