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事实真相的声明与解释无济于事。

我递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尔塔勒提供的书面材料，证明他是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还是不行。

克罗伊斯先生也证明他组织的旅行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活动，这仍无助于消除指控。

&rdo;

我向当时在经济政策局的首长贝恩哈德&iddot;克勒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然而他却说：&ldo;要想保护自己，就得控告别人！

&rdo;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乌施拉对我提起诉讼。

尽管我的首长对我表现出信任，但是纳粹党老党员们的猜疑仍在继续蔓延，我深受其苦。

那时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来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儿子对我说：&ldo;施罗德小姐，你要当心！

&rdo;别的他什么也没说。

显然党卫队已布置公寓主人认真观察我熟人的行动。

看来，人们把接我去听报告的那位黑眼睛黑头发的律师当成犹太人了。

也许他确实是个犹太人，但我并不知道，也没问过他。

为了消除嫌疑，我决心今后回避所有的邀请，而报名参加了贝尔利茨学校和业余高校举办的所有可能的学习班。

如果说固执己见的巴伐利亚人30年代初无论如何都已对普鲁士人（所有讲标准德语的人）充满了尽人皆知的仇恨，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态度回避我。

然而正是这种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选择的方向。

希特勒上台后，当负责人事工作的全国司库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厦里的女速记打字员们报名到柏林联络部去工作时，慕尼黑人都无动于衷。

她们都不想去柏林。

这样一来我就更甘心情愿了。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帝国司库。

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调到柏林&ldo;纳粹党联络部&rdo;工作。

就这样我于1933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纳粹党联络部设在地处威廉大街64号的皇宫里，斜对面就是帝国总理府。

联络部是由鲁道夫&iddot;赫斯领导的，它的任务是在党的各部问之间和各部部长之间建立联系。

我刚到那儿时，罗姆在玻利维亚时的副官，衣着考究并生性快乐的赖讷领事告诉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联络部，但有时也得抽到德国总理府去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冲锋队分队长威廉&iddot;布吕克纳做些事情。

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总理府只有一间办公室，另一间由他的副官们使用。

也就是说当时那里没有秘书们的落脚之地。

不知是因为柏林的地利，还是因为与坦诚的柏林同事关系良好的人和，我总算感到摆脱了在慕尼黑时人们对我怀有的不信任感，尽管我不可能把诽谤事件的影响彻底消除掉。

人们怎么甘愿相信诬告者，怎么那样容易无辜地受到精神折磨，这种困惑一直压抑着我。

在经历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后我也开始用某种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开始有了不信任感。

联络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单调无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