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乌斯&iddot;绍布是在副官团里最爱搞神秘化的人。

他自然知道会议刚刚议定的内容，而且他享有这种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假如有人偶尔就某事得到了一点风声，并且由于不小心对绍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从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后面透出的一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人。

如果他再用&ldo;为什么，怎么回事&rdo;来刨根问底，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尴尬。

此时此刻我总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试图用&ldo;我只不过是猜猜而已&rdo;的托辞尽快从中摆脱出来。

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情况，甚至连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临行前才宣布。

当我还住在威尔默斯多夫时，每次突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装。

人为的神秘化常常导致一种纷乱，使我的神经非常紧张。

1934年罗姆暴动

例如1934年6月底，就有许多神秘勾当。

希特勒在1934年6月下旬到埃森市，为给纳粹党区领袖特波文作证婚人。

1934年6月28日晚上，我在柏林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在夜间乘ju52型飞机由滕珀尔霍夫机场出发去戈德斯贝格。

飞机大约是凌晨三点钟起飞，机上还有戈培尔部长和他参谋部的几位先生。

这是我首次进行高空旅行，朵朵白云犹如大海的浪滔在我的脚下飘荡。

这次旅行简直使我着了迷。

当我还在默默地回味着这种经历的时候，不觉已到了德莱森旅馆。

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尽快将思路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来。

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布置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冲锋队的几位队长于第二天到维西避暑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去。

对召集他们去的原因没做说明。

详细情况难以知晓，但感到气氛异常。

希特勒当时没照面，他正在旅途中与人谈话。

1934年6月30日凌晨，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飞往慕尼黑。

在已起飞的第一架飞机上坐着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如布吕克纳、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戈培尔部长和以拉滕胡贝尔为首的便衣刑警。

在第二架飞机上，我是唯一的女性，其余是以盖舍为首的元首护卫队成员。

像往常一样，这架飞机总是比元首的飞机稍晚一些起飞。

当我们抵达慕尼黑时，便发生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元首护卫队队长康尼&iddot;盖舍没得到下机后去向的指示。

副官们干脆忘记通知他了。

盖舍反复猜测着。

我向他提起了计划在今天召开的会议，指望着对他会有所启发。

但是，在奔赴会议地点之前，他还是想‐‐实际上是徒劳的‐‐从坐落在摄政王广场旁边的希特勒住所得到指示。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旅行，我们来到了维西避暑小城汉斯尔包尔旅馆的大厅，感到这里的气氛同刚刚在戈德斯贝格的气氛一样令人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