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大厦将倾之势。

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学界背景和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ldo;二大&rdo;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聘请，分别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ldo;二大&rdo;之后，像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导师李济的存在。

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ldo;海龟&rdo;，但李济毕竟是&ldo;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rdo;，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哈佛大学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誉日隆，为中外学界所瞩目。

鉴于这种现实，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邀请李济入伙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

李济经过与傅斯年交谈，对傅的热情与抱负很是赞赏。

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是李济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

1929年6月底，仅开办4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高举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ldo;海龟&rdo;转型的嬗变过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1929年6月中旬，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全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

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ldo;三大主任&rdo;。

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ldo;海龟&rdo;吴定良博士担当主任。

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大显身手了。

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识见，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紫禁城内阁大库档案以及西域出土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田野调查。

与此同时，二组的工作也在赵元任担纲下，相应地开展起来。

未久，考古组进军安阳，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的调查以及小屯的田野考古发掘，轰然打开了殷商王朝湮没近四千年的历史之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此得以改写。

2

1930年夏季，梁思永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有余，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

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情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

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学界名流，开始了近20载交往共事的人生旅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

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这个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萌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

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ldo;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