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的尴尬人生|归国后的陶孟和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

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与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ldo;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rdo;，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与旧文化对立的新文化运动。

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研究学所工作的人员回忆，陶孟和乃一&ldo;学问通家&rdo;，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诸种学问，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辈之下。

1919年3月，远在欧洲访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张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ldo;《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39;无源之水&39;。

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射vis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射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插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

&rdo;此番评论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具有中西文化根底的新锐人物。

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

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位编辑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ldo;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rdo;

此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议论之是非暂且不论，就当时的陶孟和而言，在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一批北大名流，除了蔡元培、胡适等人，北大教授陶孟和也在拜访之列。

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

此事过去37年，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声势浩大的&ldo;反右运动&rdo;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

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ldo;妄言&rdo;，勃然大怒，本想加以严惩，但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和37年前的这段因缘，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以警告而作罢。

当然，自毛泽东对其警告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开始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敢对当局和现实政治说半个不字了。

如此做法，免于像他的师友弟子们一样身受皮肉之苦，尽管最后忧郁而死，但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在其整个北大任教和执掌部分权柄的时代，由于陶孟和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对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由此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

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ldo;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

夜归。

&rdo;从这几行文字可以看出，陶孟和在当时还是颇有人缘的。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2）

赴欧洲考察期间，陶孟和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

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才华超群，便立即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ldo;不多觏之材&rdo;，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ldo;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rdo;。

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ldo;海龟&rdo;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