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ldo;星期论文&rdo;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ldo;毕业即失业&rdo;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ldo;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rdo;云云。

--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曾几次公开声称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出于&ldo;为政府做一点面子&rdo;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家驹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

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

胡在致词中说：&ldo;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rdo;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

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ldo;捣蛋&rdo;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邪里古怪事，都与千氏和他那一帮地下兄弟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

他后来说：&ldo;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

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

&rdo;陶孟和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

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而言，应该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没有细究的热情与心性。

当时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社会调查所独立前，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

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热情地邀请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

但陶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与独立的&ldo;宏愿&rdo;，遂婉言谢绝。

蔡元培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党分子加以阻挠，未果。

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

如此一来，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

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暂时相安无事。

陈翰笙实际主持的社科所特别关注&ldo;三农&rdo;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之不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

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

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进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自立山头的甘苦（3）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该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发现了穷人的秘密，中国严重的&ldo;三农&rdo;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

陈氏的宣言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