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2）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ldo;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

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

这是前史所未有的。

《史记&iddot;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

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

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

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

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39;殷历&39;，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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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一派考古学家对出土陶器曾做过浸水、脱水等多种方法的测量与试验;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

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经过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

著名史家陈寅恪曾高度评价道：&ldo;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

&rdo;其他学者如傅斯年、李济等皆大为称赞，傅斯年说道：&ldo;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

&rdo;继《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董作宾与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篇》。

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氏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

其中一段说道：&ldo;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

……我们不能据字形说&39;民&39;是刺瞎眼睛，&39;臣&39;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rdo;云云。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此前的三年间，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

到了董作宾流亡台湾，郭氏本人以新中国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时，猛地旧事重提，毫不客气地对董作宾开起火来：&ldo;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

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

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39;奴隶的痕迹&39;，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

&rdo;又说：&ldo;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

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

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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