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这一番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

此时&ldo;妄人&rdo;董作宾已死，无力再作评论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为此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ldo;才子&rdo;，&ldo;天分很高&rdo;，但是&ldo;没有自信&rdo;，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ldo;自约&rdo;的精神。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1）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

却说在台湾的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开始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的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事务。

一晃几年过去，面对家中人口众多，薪水微薄，生活极为艰难的境遇，开始思虑起改变之策。

正在这时，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聘请之意，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的总和。

连续的劳累和穷愁，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日。

时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上司与同仁之托，便答应港大之聘，于1955年8月辞去史语所所长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就任。

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任所务秘书。

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水和休息的空闲，但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为终生职业的学者，离开了由大陆运往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重制约，内心的孤独与焦躁可想而知。

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了《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ldo;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

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rdo;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ldo;中央研究院&rdo;院长后，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已是心力交瘁的董作宾听从胡氏的召唤，于1958年秋辞掉港大职位重返台北。

返回史语所的董作宾已无职务可言，亦无组可归，只好专任台大教授，处境很是尴尬。

胡适深感过意不去，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琢磨权衡，终于想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两全办法，即在史语所成立一个甲骨学研究室，由董作宾担当主任主持工作。

当时史语所内的考古馆已落成，正好让此研究室进驻并有充足空间来作甲骨文研究。

对于这个微妙的方案，据石璋如说：&ldo;就编制而言，成立&39;室&39;而非&39;组&39;，是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

不过这时我们也没有想太多。

&rdo;甲骨学研究室就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于1958年11月鸣锣开张，其成员有原在李庄时期的屈万里、张秉权、刘渊临等，共同协助董作宾工作。

胡适弄出的这个方案，由于内中含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关系，自然引起外界的议论与猜忌。

如李敖就曾公开放言：&ldo;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39;甲骨学研究室&39;，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39;甲骨学研究所&39;。

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

&rdo;董作宾是否作如此想，已无从查证，而不幸于1962年去世却是实情。

这一年走在他前面的&ldo;中央研究院&rdo;老熟人还有两位，一是老上司朱家骅，另一位是同事董同龢。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2）

对于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伤的心情说：&ldo;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几位同仁过世。

1月3日晚，王志维电告朱前院长于当日下午去世。

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长，对研究院有所贡献，老同仁对他都有感情，听说了讯息都非常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