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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
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
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
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
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
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
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
,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
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
。
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
这是一种歧视政策。
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
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有利于国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确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
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馀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阃外事一以付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