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几位代表又根据自己参加&ldo;工程&rdo;成果研讨的体会作了典型发言。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说道，我没有具体参加某个课题组，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一些课题的研讨会议，对工作中的一些情况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有一些了解。

我所知道的，是课题组的同事接到任务以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挚热的事业心，积极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孜孜不懈、勤恳拼搏。

不论在考古工地还是在室内，都认真负责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谛。

&ldo;工程&rdo;200多位专家、学者在几百、几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在大量资料中，历史性地、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发展过程的主要数据和积年的范围，取得了阶段性的辉煌成果。

这些成果，是所有参与&ldo;工程&rdo;的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我们表示敬佩和庆贺。

当然，在充分肯定&ldo;工程&rdo;成果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改进意见。

如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说道，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就好比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撒在了河水里，随着河水的冲刷和泥沙的淹没，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乱。

现在要把这些已过去几千年的珍珠重新捡回来，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捡回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有一部分捡了回来，重新串连，也不一定是原来的顺序了。

因此，对我们的成果要谨慎对待，建议&ldo;工程&rdo;报告在处理有关学术问题时，参考外国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惟一解，可采用&ldo;最优解&rdo;、&ldo;次优解&rdo;、&ldo;待解&rdo;、&ldo;无解&rdo;等有分寸感的提法。

只有这样，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于范毓周教授的意见，一直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表示赞同，她除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国外年代学研究及年表处理的情况外，同时提出，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依据材料的多少而对具体年代作不同的判断是一种常规。

如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中，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于天文记录、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录相互吻合，因此，绝对年代就得以明确。

而对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学，由于材料较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

至于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于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统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关的年表只能冠以&ldo;大约&rdo;字样。

再如，对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见解，也是正常现象。

正因为如此，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者在处理一些具体年代时，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又往往以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发布。

刘健认为，以上两点，值得&ldo;工程&rdo;参考和借鉴。

第十章当惊世界殊（2）

这次为时3天的学术会议，标志着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一次大检阅的同时，也体现出与会专家对&ldo;工程&rdo;寄予的殷切期望，对该成果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