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任正非从三个方面对应诉进行布置：一是法律应对的方法策略；二是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做事情；三是官司涉及中美两国最知名的两家公司，舆论传媒领域的战斗也是重点。

随后，华为成立了由郭平、费敏、洪天峰等数位副总裁领导，知识产权、法律、数据产品研发、市场、公关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应诉团队”

。

春节之前，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徐文伟等抵达美国。

几天后，李杰与华为负责国际法律事务的陈树实等也随后赶到。

郭平是此次诉讼的总指挥，他离深赴美时走得很匆忙，随行只带了两件衬衫。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半年。

就这样在美国，华为和思科开始了一场长达一年半的官司。

在2003年3月17日第一次开庭前，法庭之外的公众舆论是双方争斗的主战场。

这场官司是一场全方位的较量。

一开始，具有主场优势的思科完全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要取得完全的胜利。

与钱伯斯的张扬截然不同，任正非则十分低调。

在从前的华为看来，自己没有上市，公司上税、守法、对客户和员工负责就可以了，华为不需要抛头露面，针对外界的各种说法华为也从不解释。

在诉讼前夕，思科已经做好了舆论准备。

思科公布了一项在全球投放15亿美金的广告计划，这一举动耐人寻味。

钱伯斯出色的外交才能和能言善辩的本领，赢得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不仅在美国，甚至在中国，思科的公关能力也是一流的，中国不少知名媒体都明显地站在思科一边。

钱伯斯来华，经常得到中国高层领导的接见，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

与思科相比，华为的舆论支持大打折扣。

在美国公众看来，中国制造根本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公司绝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产品，即使有也肯定是靠侵权起家的。

美国几家最著名的财经媒体在官司一开始，就对华为侵权做了确定性报道。

它们甚至怀疑华为如此大的一个公司竟然没有上市，一定有不可告人的股权安排。

3前首席执行官布鲁斯·克拉夫林说：“这起案件引燃了烟，虽然并未酿成火势，但你需要知道烟从何而来。

让我们来看清楚，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定思科是对的，而华为是错的———因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接受这种误导。”

华为在中国也没得到多少支持，中国政府表态明确，不给华为提供任何政治帮助。

面对强大的舆论，这起官司令华为长期以来远离媒体和公众、保持低调的做法付出了现实的代价。

市场上的造势也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