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3年11月开始，西方派的台柱格拉诺夫斯基开始在莫斯科大学作面向公众的系列学术讲座。

这位曾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后来又留学德国的贵族青年，此时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

他演讲的题目是生僻和深奥的，如墨洛温王朝后期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历史，罗马教会、罗马法律及封建机构对文明过程的影响等等，但却赢得了听众的喝彩和仰慕。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演说严谨、有力、充满勇气和诗意，更是因为他的演说是带有鲜明的自由和理性色彩的半政治宣言，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对国家主义和教会主义的倾向。

格拉诺夫斯基没有直接说出俄国农奴制度的前途，但人们很容易从他的演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制度是反历史的、不合法的，俄国最终将像西欧那样，结束农奴制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他没有偏激的言论，但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格尔主义者，相信宇宙有一个模式和终极目标，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由，尽管通向自由之路是崎岖曲折的；这个过程是缓慢和痛苦的，但又是坚定不移的。

西方派指责斯拉夫派&ldo;幼稚地膜拜我国历史上的幼稚时期&rdo;，认为俄国传统文化迟滞俄国社会的进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地实行欧化。

格拉诺夫斯基强调，俄国文化植根于拜占庭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被沙皇政府用来作为对付西方更先进文化的影响的解毒剂。

齐切林的回忆更明确地表达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在俄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他写道，&ldo;斯拉夫派的全部说教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荒谬的、没有道理的东西……我热爱祖国并且是东正教会的忠实儿子，从这方面说，这种学说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

但人们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响的俄国社会整个上层都鄙视一切俄国的东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国的东西面前。

这种情况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厅里可能会有，但生活在俄国的我却从未见过。

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人类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那些我曾在其间生活并从孩提时代就十分了解的农民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是荒谬的。

人们要我仇恨所有那些在俄国历史中我为之自豪的东西：彼得的天才、光荣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亚历山大的伟大功勋……他们证实说，我们从西欧的自由中没有什么好学的，并且拿出彼得以前的罗斯作为证据。

……我从小就习惯于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学习的科学，被看作是像毒药一样须要提防的危险谎言，而被许诺取代它们的是某种谁也不清楚的俄国科学。

这种科学现在还没有，但它在某个时候将从不可侵犯地保存在农民中间的土壤上发展起来。

这一切是如此地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国社会的现实，是如此地违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于对我们这些还没有被莫斯科沙龙里的争论弄糊涂的外省人来说，斯拉夫派是某种怪诞的东西。

……在莫斯科的沙龙之外，俄国生活与欧洲教育很安静地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后者取得的成就对于前者来说纯粹是好处，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要使我们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任何俄国人的最好美化，也是报效祖国的最可靠手段。

&rdo;在争论的后期，西方派也承认他们的论战对手关于俄国历史道路特殊性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从这种特殊性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同斯拉夫派相反的，即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村公社，走西欧的发展道路。

西方派学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力主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通过和平的方式限制专制政权，废除农奴制度，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进俄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时，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也被视为西方派。

他们积极参加了同斯拉夫派的论战，反对俄国发展独特道路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