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

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

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

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

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

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

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

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

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

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

结果，原本是&ldo;蛮夷之邦&rdo;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

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

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

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

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

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

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

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

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

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

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

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

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

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

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