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棋坛的盛衰，似乎是由北而南【14】，自三十年代开始，港穗就双翼齐飞，骎骎然有取代上海、扬州，而成为另一象棋中心的趋势。

在香港，一九三○年爆发的东南大战【15】掀起了象棋热潮；一九三四年周德裕入《华字日报》主编象棋专栏，影响尤为巨大。

他编印的四十八课“开局法”

，得者视同秘笈。

在广州，一九三一年举行的第一次全省象棋赛，就杀出了“华南四大天王”

，棋风炽盛，比之香港，犹有过之。

金应熙三十年代在香港读书，四十年代在广州教书。

受两地棋风的影响，自不待言。

是故他不但对周德裕的开局法了如指掌，对华南四大天王的专长【16】更是如数家珍。

象棋在民间十分流行，但棋谱却并不易找，尤其在抗战时期。

像我，读得比较熟的就只有《橘中秘》与《梅花谱》这两本古谱，这是像《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只堪列为入门书的。

比起金师差得远了。

岭大毕业之后，和金师下棋的机会更少了。

“四十年来几局棋？”

真是屈指可数。

但另一方面，我和象棋却有了更多的接触，完全是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初时做翻译，不久就调到副刊部门，担任《大公园》编辑。

《大公园》是个综合性副刊，设有象棋专栏，由我兼任主持，负责组稿与审阅。

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

另外我还替《新晚报》写棋评，并以该报象棋记者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亚洲棋赛在内。

由于工作关系，许多象棋大师的对局，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取得的。

当我研究这些对局时，我常在想：“要是金师在这里，那该多好！”

我也曾与许多一流高手楸枰对弈，当然都是我胜少败多，对高手中的高手杨官璘，我更是输得一塌糊涂，从没胜过他一局。

而这时的我，大概可以比金师略高半先。

我真想和金师探讨：“为什么我们和这些高手，总好像有个不能逾越的差距，恐怕不仅仅是业余与专业之分（近年有个陶汉明，就是以业余棋手的身份，获得全国冠军的【17】。

也不仅仅是限于天份吧。

）可惜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没时间问这“无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