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下一次见面，他就完全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他一开口就问：“书谱两个字，你说教谁来题好？”

原来他已经为杂志名称定了名（好像是梁披云先生提出来的）。

我又放言高论，说现代人谁也不请。

不管请哪一位大名家题，都会带来门派之见。

更严重的，还会带来一条政治上的界线。

我主张从古人碑帖中去集字。

这一次他完全接受。

我们马上讨论哪件碑帖好？孙过庭的《书谱序》当然有最现成的书谱二字，但草书看来不合适。

他喜欢魏碑（后来他以李将分的笔名在《书谱》上写了不少有关魏碑的文章），他说，在魏碑中去找吧，《张黑女碑》就很好。

我也赞成，《张黑女碑》字多。

很快又见面，我说：你连杂志名都定好了，真要干起来的样子？话没说完，他说：“刻好了，你看行不行？”

他递过来一张纸片，上面拓了“书谱”

两个字。

原来他一回去就找这两个字，“谱”

字找不到，他就找偏旁拼合，自己在一方砚石后面刻，拓了出来，就是这张纸片。

字刻得不大，大致如原碑字的大小。

那时还没有可以放大缩小的影印机，我带回家，用我的“禄来可得”

相机拍了照片，再放大看看，很好，后来就采用做《书谱》的标准字，版权页上有“李将分刻”

字样。

现在我手头仍保存有最初晒出来的照片。

我开始为他的认真与投入感动，看看他，还是那么一副沉默、淡然的神情，但实际上这些天来他是执拗地、全速地在投入工作了。

这本杂志一定是办得成的了。

接着他给我更大的惊异。

他说：“地方租好了，就在你上班的报社不远，方便你来。”

停顿了一下，又讷讷地接下去说：“你来帮我。”

他说得很慢，很清楚，仿佛在提出请求，但又是一个不容反对的决定。

我一时回答不来。

我正以为这些天发了许多高论，现在是收敛的时候了，以第三者的心情来争着看一份新杂志的诞生了。

没想到他直接要拉我一起做。

而且提出的方式和时间都特别，他先把我当做一定能参加他的工作，又体谅我一定不可能放下原有的工作，那么就找个地方近我的工作地点，希望我能够多少兼顾。

这是体谅，也是硬来。

他已经替我想了那么多，我又怎样拒绝？简直是一个岂有此理的决定！

那时刻我脑子里转动着的无非是一大堆庸夫俗子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