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人等，无论官员、缠足妇女，还是举人、药王，均不是活人，而是泥塑。

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官员纷纷出国的一年。

这一年始开帝国官员&ldo;公费旅游&rdo;的先河。

先是日本举行军事演习，邀请中华帝国官员前去观摩。

为了能到日本去玩玩，各省官员争夺名额，帝国最后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队伍来平息争吵。

这批官员到达日本之后，没有好好地看日本人的技术成就，而是吃喝玩乐，丑态百出。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人感到极大的耻辱，纷纷写信给国内报纸，揭露这些官员的行径：

安徽省官员联恩把重要文件丢失了，原因是犯了鸦片瘾而精神恍惚。

日本国内禁止携带和吸鸦片。

安徽官员李光邺，半夜进入娼家求宿，因语言不通，被警察抓走。

苏州官员丁桥山潜入邮船的厨房取面包，被船员发现&ldo;推出&rdo;。

又进餐时当众在洗手盆里小便。

在日本最大的饭店住宿时，在楼上小便并淋到了楼下，使楼下的人&ldo;被秽淋湿，喧躁不已&rdo;。

江南官员杨某，于红叶馆大型宴会上，当众&ldo;强与艺妓互相裸露，以为笑乐&rdo;。

（《中外日报》1901年11月16日《论各省委员之辱国》。

）

帝国官员出国回来后，没有人谈论外国的工业、科技、工商和教育，&ldo;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糜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一若外国妇女可任人戏侮者。

于是居内地之人，不于国政民俗是求，而惟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境，如登极乐世界，将举向所耳闻之事而身践之，遂不觉丑态毕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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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华帝国经历了1900年的外国人，1901年的心情似乎也好了。

他们不但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受到了&ldo;热情的帝国&rdo;前所未有的接纳。

以至于当年冲杀进来的联军中间有不少官兵没有跟随部队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来。

两个法国人，一个叫傍扎，一个叫白来帝，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一间酒馆，卖两毛钱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猪排和煎鸡蛋。

不久白来帝自己跑到长辛店又开了一家小酒馆，于是傍扎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馆迁到了东单菜市的西边，挂出的牌子叫做&ldo;北京饭店&rdo;。

两个洋人没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为挨着他们的小酒馆，还有西班牙人开的饭店、美国人开的妓院和德国人开的珠宝店，但是他们卖的是军舰带来的酒，不用上税，只要从木桶里把酒灌进瓶子里，价钱就翻了10倍，于是惟独他们的生意发达了‐‐那个小酒馆就是如今北京饭店的前身。

有个叫维利戈拉的意大利海军士兵更是活得滋润。

他跟随联军打进北京，却在联军撤军的时候溜号了，他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异国&ldo;创业&rdo;的生涯。

先在东单牌楼附近开了个只有百来人座位的&ldo;电影院&rdo;，票卖得不错。

赚了点钱后，他又在东交民巷开了间咖啡馆，然后又开办了一间啤酒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