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有几首诗写到普通民众的死。

《荒村》写战争后的村落&ldo;瞧不见人烟!&rdo;《天安门》以一个洋车夫的口吻写军警镇压学生，&ldo;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rdo;，&ldo;听说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

&rdo;《飞毛腿》写一个叫&ldo;飞毛腿&rdo;的洋车夫&ldo;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rdo;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里漂着的尸首。

这些死的内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语形式呈现的。

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诗人看来没有诗意，甚至有几分令人担忧恐惧，《天安门》最后一句写道：&ldo;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rdo;诗人不喜欢这样的死，他在《深夜底泪》中说：&ldo;战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

&rdo;闻一多喜欢以高音来结束，以超越来收场。

他诗作中的转折处喜欢使用问号尤其是叹号，结尾使用叹号更是成了下意识的习惯，闻一多以叹号结尾的诗作多达50余首。

这成为闻一多生命轨迹的坚实的谶纬。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有《红烛》和《死水》两本，此外的零星诗作屈指可数（《奇迹》，《渔阳曲》，《教授颂》，《政治家》等）。

但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选择。

闻一多属于&ldo;诗与人合一&rdo;型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则是一首节奏强烈，富于&ldo;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rdo;的昂扬的诗。

在1926年&ldo;三&iddot;一八&rdo;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爱国》，文中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

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ldo;泪洒龙床请北征&rdo;，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

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伟大的死等于伟大的诗，闻一多终于以生命实践了这一理念。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着招致死亡的极大危险，但他却似乎视而不见，甚至是迎着死亡无畏地前行。

对于自身所处的法西斯恐怖环境，闻一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涂的学者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那样认为国民党是保护民主自由的党，共产党是摧残民主自由的党。

当&ldo;一&iddot;二一&rdo;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授紧急会议上愤怒地说道：

美丽的毁灭：闻一多的死亡意识（3）

鲁迅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的&ldo;三&iddot;一八&ldo;惨案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徒手的学生开枪;&ldo;一二&iddot;九&rdo;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大街上行凶;&ldo;一二&iddot;一&rdo;的昆明，竟全副武装杀到学校里面来了。

这是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我们为人师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这个暴行……

在刻于昆明&ldo;四烈士之墓&rdo;墓壁的《&ldo;一二&iddot;一&rdo;运动始末记》中，闻一多强调：&ldo;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