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我们是一年后结婚的。

两个月后，她就生下了我们第一个共同的孩子，再一年后，她又生了一个。

年轻就是好，我得意着，我得意了好几年。

直到那几年过去。

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女性的。

也就是说，我有了三个孩子了，三个都是女儿。

看来我曾经迷恋的象征主义圈住了我的生命，我一生有过三个女人，还有过三个女儿。

哈哈，我哈哈。

从工作，或者说从过日子的角度说，出狱后我先是开了一家旧书店，后来，我三十九岁时，跟灵凤联合办了《华侨日报.文艺周刊》。

然后日本投降了，香港又回到了英国人的手里。

本以为，日本人走了，好日子要回来了。

没想到我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苦难，或者至少是新一轮的风暴。

二十一名作家以留港粤文艺作家名义致函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检举戴望舒的所谓“附敌”

行为，这封信同时发表在两个报纸上，还都占据了头条。

我真有点慌了。

我已经在想着我接下来往哪里去的问题，去内地什么地方隐居，还是去法国找那亲吻麻点的女教师。

我给茅盾写信，茅盾是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的老师。

茅盾也为我辩解了。

可惜他的辩解没什么力道，因为他了解的是进步学生时代的我，他只能说从那时可以看到此时，他相信我的人品。

正在戴望舒投敌论铺天盖地的时候，没想到夏衍竟然写文章为我辩护。

夏文一出，那些谴责全部收工。

我跟夏衍没有多少交集，没想到他会为我说话，此其一；没想到他说的话那么管用，此其二。

当时夏衍是抗日文艺阵营的领导人之一，这我是知道的。

我也听说他可能跟共产党有关。

但这一点在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后才“昭然若揭”

。

夏衍直接就出任了中共上海市委首任宣传部长。

当然这是后话。

这二十一名作家不是信口开河，他们还是有根有据的。

他们说，戴望舒出席了胡兰成主导的上海天蟾舞会，并跟胡握了手。

还说，有人看见戴在胡的面前点了几次头，一定是胡给戴布置着任务，戴是带着汪伪的任务回香港的。

天！

他们只看到我点头，我的摇头他们却没有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