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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X年,我二(戴望舒)我觉得静是吃醋了。
当时我并没有这么觉得,就觉得她经常给我不好的脸看,那种板起来的。
丽娟劝我善待静,说她自己还是个孩子,我不应该对她发脾气。
可是,可能跟我饱受磨难的残损的身体有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会变得那么暴躁,经常事后谴责自己,却并不道歉。
我的脾气并不是只对着静发作的。
在工作中、社会上,我也越来越多的脾气不良。
我举个例子,一个关键性很强的例子,我甚至打了我的校长大人,而且连续打了我两个东家学校新陆专科学校和暨南大学校长的耳光。
两个校长都指责我,说我站在举着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旗帜上街游行的学生一边是错误立场。
一个校长说我亲共,另一个校长干脆说我是共匪。
于是我分别地打了这二位的耳光。
然后我分别地被这两个学校解聘了。
大家都知道,我人高马大,被一些朋友形容成李逵式的人物,尽管从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后处于无间断的重伤风似的状态,体质大不如前,但我的手一举,那还是有份量的。
走出这两个学校,我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
这本来没有问题的了,生活也过得下去。
可是那两个校长大人咽不下那口气,居然分别地去警察局检举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校长检举的内容竟然并不一样,一个说我通共,一个说我是汉奸残余。
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我的两个学生来到我家。
男的叫陈梦海,女的叫吴默然,他们是男女朋友,后来成了夫妻,还都成了着名的翻译家。
这是后话。
默然有个舅舅在警察局做事,用后来的话说,还是个中层干部。
他们说:戴老师,出事了,我们刚得到内部消息,警察局已经把您列入了通辑犯的名单里,通辑令明天就会发出。
默然补充说,她舅舅喜欢读一些诗,对我有着敬意,特意关照她的。
上海人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可是我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是一二三都过。
三个女人,先是过了两个,接下来还要过第三个。
三次当逃犯,路线都是从上海前往香港,时间都是晚上,形式都是连夜出逃。
我携妻带女,第三次连夜去了十六铺码头,赶上了半夜启航的轮船,方向香港。
跟前两次一样,走得十分的匆忙。
回到香港后,我一开始还很快就找到了老东家,老行当,以笔名“江思”
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读书与出版》。
可是《星岛日报》那时的主编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
他听说我是国民党在上海的通辑犯后,毫不犹豫地就让我当了一次鱿鱼,被炒掉的鱿鱼。
后来想起来,觉得我天生就是属鱿鱼的,到这个锅里被炒,到那个锅里再被炒一遍,炒得我全身上下每根骨头都嗞哇乱响。
那些锅还有性别,三个是女性的,其它是男性的。
男锅炒我,炒了也就炒了,女锅炒我,却让我的骨头都焦了,一次比一次焦得厉害。
最后炒掉我的,是我的静。
最后一次离开《星岛日报》后,我的日子变得拮据得很,我是说,我们一家五口的日子,一个望舒,四个女儿,即一个静加上三个朵。
那时静还不到二十,我经常觉得她也是我的女儿,只不过是个会跟我上床下床的女儿,当然是合法也合理的上床下床。
跟丽娟的文静相反,她是活泼天真调皮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