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

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

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

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

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

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jian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荡”

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辱。

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

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强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

这类的句子。

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

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

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

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

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

欧洲款辱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

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

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

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

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女人站在我的对面，她说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确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

我知道作家协会在哪儿，还跟踪过你几回，知道你常来这儿，为此我买了烈士陵园的月票。

她问我：“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

她说着，问着，一屁股坐在刘爱珍的墓上，从质地柔软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用一只细巧的状若小号口红的打火机点上，抽起来。

“我只服‘骆驼’的味儿。”

她说，“虽然这烟粗俗，在美国属于搬运工那样的劳动人民。”

她一只手很潇洒地托着烟，两只眼有些神经质地然而决无恶意地看着我。

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致，指甲油是漆光浅豆沙色。